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

推薦序1　李有成
推薦序2　封德屏

輯一：日本雜記
日本作家的「南方書寫」與「南方傷痕」
日本的冷戰研究與冷戰書寫
日本的當代台灣文學翻譯
日本學者的台灣文學論述——從日文版《台灣文學史綱》談起
黃春明與日本
日本的文學館現況
日本學者的「六四」反思——讀丸山昇《檢證中國社會主義》
「中國夢」「美國夢」「日本夢」
從山口百惠到工藤靜香——論日本少女偶像歌星與「處女性」
AKB48、少女時代、KARA——日本少女偶像新世紀
尋找「大和撫子」
「昭和時代」：高倉健

輯二：閱讀偶拾
重讀李喬的台灣寓言——《情天無恨：白蛇新傳》
重讀《許壽裳日記》——一位知日派知識分子的遺言
「五四」火種的台灣傳播者——許壽裳
從〈藤野先生〉談起
當「藤野先生」遇見民族主義
「左聯」作家陶晶孫的台灣印記：〈淡水河殉情〉
從陳蕙貞到陳真——關於《漂浪的小羊》
何謂「戰後」？
「戰後」反思之一：台灣作家的「抗戰」
台灣詩人的「一九四九」

輯三：家事‧國事
路過櫻村
離家
離台三十年
我願當B咖或C咖
十二年前的承諾
在台北遇見詩人
學府江湖
行過洛城
廣設「台灣文化講座」落實《台灣書院》理念
台灣走向世界，世界走入台灣
二○一二年大選後感想
從「不抓辮子　不扣帽子　不打棍子」談起

輯四：追憶
懷念呂實強老師
懷念黃昭堂教授與凃照彥教授
懷念葉老
追憶丸山昇先生——魯迅精神的延續
憶戴國煇先生 ——「境界人」的苦惱
懷武忠兄
蘭記書局憶往
懷念台灣文學研究的「純真年代」
後記
 

推薦序一

離散的視野—黃英哲教授著《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序

　　不久前剛拜讀了黃英哲教授新近出版的《漂泊與越境：兩岸文化人的移動》一書，隨即收到他的新書《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的書稿；這兩本書性質不同，前者是學術專著，後者則屬於雜記隨筆，不過讀過前書，再讀這本即將出版的新著，我隱然覺得這兩本書其實互有關連，其中有不少關懷更是互有重疊。黃教授在《漂泊與越境》一書的〈後記〉裏說，他刻意探討兩岸文化人的「離散與漂泊、越境與入境的複雜歷史經驗」，也許與其「個人的生命史、生活經驗有關」，其實學術之所以動人，有時候正是著作中所渲染的個人的生命體驗。黃教授這本《櫻花‧流水》也是這樣的一本書。

　　這本新的文集收長短文章四十二篇，納為四輯，有記事，有評論，有感懷，有憶往，大抵屬於廣義的散文。這些散文內容雖然龐雜，但是題材多元，反而避免單調。整體而言，這些散文反映的是一種離散的視野，正因為離散所帶來的時空距離，才能營造出某種獨特的視野，這也說明了這本文集與《漂泊與越境》一樣，都是生命經驗沉澱的產物。這些散文有不少初刊於《文訊》月刊，發表時我早已讀過，如今重讀，體會更深。我以離散的視野來概括這些散文的氣勢與胸襟，也是整體重讀後相當具體的印象。

　　這種離散的視野不僅可見於黃教授所處理的題材，也往往反映在他的批評或論證的立足點。這樣的例子很多。在〈離臺三十年—漂泊與越境〉一文中，他很清楚指出這樣的體認。他說：「臺灣地理位置，以及臺灣的歷史發展機緣，使得其歷史充滿了各種人群的遷移的故事，南來北往，漂泊東西，離散經驗，早就內含於臺灣歷史發展的動力中。」「動力」二字用得相當貼切，很能凸顯臺灣歷史進程中各種力量與機緣融合創發的現象，這種體認突出了離散的正面意義。這幾年我談離散，著眼的就是離散這樣的積極面向；黃教授以臺灣的歷史經驗，三言兩語就把我的關懷說得具體而透徹，這是我再三閱讀《櫻花‧流水》的諸多篇章後最為感同身受的地方。

　　或許正是這種離散的視野，黃教授在〈十二年前的承諾〉一文裏，特意強調「在臺馬華文學」的存在事實，並認為這樣的文學「已是臺灣文學大家庭的一份子」。有趣的是，「在臺馬華文學」正是典型的離散文學，在黃教授看來，其所「形成的標誌與社群，無形之中改變了臺灣文學的結構。這些創作者的寫作位置與題材，提供了與臺灣文學在身份／屬性／認同等平臺上的相互滲透照映，在形式上更拓展了臺灣文學的多元內涵，更呈現出臺灣文學繁複多樣的面貌。」旨哉斯言！這樣的體認準確地描述了文學史流變的本質，更點出了「遷移的故事」如何成為臺灣文學史發展的動力。這種情形初不限於「在臺馬華文學」而已，這本文集輯二「閱讀偶拾」中多的是類似的例子。其實黃教授的專書《漂泊與越境》講的不也是這樣的故事？

　　《櫻花‧流水》輯三「家事‧國事」與輯四「追憶」所收諸文多為感懷之作，可以歸為廣義的生命書寫。〈路過櫻村〉、〈離家〉，以及前面提到的〈離臺三十年—漂泊與越境〉等都是自敘文，所敘無不環繞黃教授求學任教的經過，有辛酸，有徬徨，也有歡樂，時過境遷，娓娓道來，真切而感人。寫櫻村記憶一篇，從親歷紐約九一一恐怖攻擊，到回顧筑波大學求學的歲月，再回溯任職中央研究院臨時助理的日子，我們看到時空的變化對一個人的深刻影響。黃教授念舊，他特別懷念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初窺學術殿堂的那段時日，他甚至說：「從夜校畢業後到出國前的三年多時間，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光之一。」那是一九八○年代初期。其實那時候我已經進入美國文化研究所（一九九一年易名為歐美研究所）擔任助理，近代史研究所與美國文化研究所對門而立，可惜當時我們並不認識，結果要等到二十幾年後才有機會認交，而且一見如故，無所不談，彷彿是在填補當年失之交臂的遺憾。

　　黃教授在近代史研究所認識的一批學者，後來都是我的同事，有的還是很談得來的朋友。他最感念的呂實強所長，也是我很熟悉與敬重的長輩。那時臺灣社會各種改革運動雖然已經風起雲湧，不過大抵仍屬相對單純的年代，研究院所在的南港地處偏僻，交通不是那麼便利，黃教授說，「水田、土腳厝仍零散的錯落在研究院中」，這樣的描述相當寫實。我們這幾年見面偶爾會聊到當年研究院的情境，特別懷念當時的一批所謂老研究院人。這批學者對我們初識學術的年輕人曾經有過潛移默化的影響。呂實強老師就是其中一位。《櫻花‧流水》輯四收有〈懷念呂實強老師〉長文，是黃教授回憶他與呂老師的師生情誼與「三十多年之間的來往點滴」。這篇長文我讀過不只一遍，在黃教授筆下，呂老師生前的形象栩栩如生。譬如他寫呂老師與他和友人聚餐後跟他們道別的情形：「呂老師舉著蹣跚的腳步，牽著破舊的腳踏車，一步一步的慢行走回家。」這個景象其實我在院區內也曾多次見過。呂老師看到我，多半會停下腳踏車，跟我聊上幾句。那時他已退休，視力不好，我除了關心他的健康情形之外，每次都會勸他不要再騎腳踏車。在黃教授的長文中感人至深的莫過於呂老師給他的許多信函。在黃教授留學生涯屢遭挫折的時候，或者如他所說的，「每遇人生偶有困頓迷惘之際」，他總會把這些信函「再拿出重溫一遍，當作為人處事與問學的方針」。他甚至自承，「如果沒有自始至終從沒放棄過我的呂老師的鼓勵，我的人生際遇將會有很大的不同」。在日趨功利的教育與學術環境裏，上一代學者循循善誘的風範教人感佩，像黃教授如此自謙，而對師恩又是那麼真摯感念也同樣令人動容。

　　這幾年黃教授每次返臺，只要時間許可，一定邀我餐敘。我到日本多半會使用名古屋中部國際機場，黃教授就住在名古屋，因此我們也有很多機會見面。我讀過不少他的學術著作，對他的學術關懷稍有了解，也知道這些年來他對臺、日之間的學術與文化交流所作的努力與貢獻。離散東瀛三十年，從留學生到名校的教授，他的經歷和體驗都幾無保留地呈現在《櫻花‧流水》這本文集裏。我很高興黃教授終於願意將這些年來所寫的散文結集出版。在我看來，這本文集所收的四十二篇散文，不論說理，記事，或者抒懷，都是誠摯之作。因為誠摯，所以感人。
 
推薦序二

另一種婉約風情

　　英哲這本《櫻花‧流水——我的東瀛筆記》，大部分文章發表於《文訊》專欄「百草言」，自二○○九年八月起，三個月一篇，歷經七年多結集。在這之前，英哲早已是《文訊》的作者。

　　重讀「百草言」每篇文章，也再次翻閱英哲踏上東瀛後出版的著作，心有戚戚，幡然發現，英哲和《文訊》的契合，其來有自。

　　行事風格同樣屬於低調，都飽受風霜雨露洗禮；一在治學研究，一在編輯企畫，同樣受到實證主義影響，習慣從第一手資料中尋找主題，進而發展出研究論文或專題企畫。

　　英哲認為，研究台灣史時，眼中不能只有台灣，必須放在東亞大脈絡下來看；做人物研究時，他從「漂泊」與「越境」來觀察人的複雜心理狀態，反對將人做粗糙的類型化。《文訊》在報導人物、策劃主題時，也是做長期追蹤、比較，因為時空遞變、歷史事件，主動「漂泊」或被動「離散」，都會影響人的一生；民國一百年，《文訊》邀請了百位作家、藝術家，以「百年時間光廊」的概念，呈現作家、藝術家「流動、遷徙，終歸匯聚台灣」的百年足跡，緣起於此。

　　一九八五年，英哲離開台灣，到日本展開他所謂的「遊學放浪」。這一時期，對他的認識，都只透過出版的著作篇章。一九九一年，他的《扶桑書劍記》，自述成長背景、求學過程，以及如何浪跡異國他鄉，從關東到關西，從筑波大學、東京大學、應慶大學到大阪追手門學院，一段段從碩士到博士的坎坷生涯，這條漫漫長路，不見盡頭，他不斷奮進，卻顛沛窒礙，險阻重重。

　　憶及自己，一九九八年考上在嘉義的南華大學出版所，兼顧《文訊》工作，南北奔波三年，幾乎爆肝完成碩士學位。二○○三年《文訊》脫離國民黨，同時間考上淡江大學中文博士班，五年完成學位。資金財務越缺奧援，越需要在實務工作外，更多充實補強，深入台灣文學，讓《文訊》在轉型後，視野、道路能更開闊。

　　相較英哲，我是小巫見大巫，雀鳥比於鴻鵠，但已能銘心感同身受；他艱辛的歷程，也是激勵我、寬慰我的一股新力量。

　　他不屈不撓的毅力，透過大家敬重的近代史專家呂實強先生，得到再「認證」。英哲撰寫「族群書寫」專欄時，以〈中人之資，品德之路〉寫他的老師呂實強對他的期許及鼓勵。呂老師過世，英哲為文，剴切思念每次當他灰心、失望、茫然時，老師如實再三的諄諄教誨。我結識呂老師，是在一九九○年《文訊》舉辦的「近代學人風範研討會」上，當時呂老師負責撰寫「胡適」論文。之後，學者作家王聿均過世，又請呂老師撰寫回憶悼念文章，他也多次出席《文訊》每年舉辦的重陽節雅集，有一次還上台高歌抗戰時期歌曲，慷慨激昂，令人動容。

　　二○○八年，《文訊》二十五週年慶專號，英哲發表〈我與文訊〉一文，坦言「當時我把《文訊》列為國民黨的宣傳刊物，不是我的閱讀重點」，直到一九九六年出席《文訊》承辦的「台灣文學發展現象：五十年來台灣文學研討會」，以及幾次與李瑞騰教授的接觸，才完全改觀。此後，他以實際行動支持，從一九九八年起長期訂閱《文訊》，開始了他與《文訊》的恆久情誼。二○○○年以後，只要他安排日本的現代文學研究團體訪台，《文訊》及其「資料中心」一定是參觀重點之一。

　　長期居留海外研究教學，不受國內政治社會紛擾影響，讓英哲和台灣保持一種客觀的距離，也許是他這十餘年來視野遼闊，論述不斷精進的強大根基後盾。本書是他學術研究、授業解惑之餘的副產品，無心插柳而柳蔭怡人，像是讀書札記、散文隨筆，或記事，或懷人，有回憶往事的台灣情，更有在地觀察的日本現象，無論感懷、嗟嘆、建言或批評，都充滿知識份子的淑世熱情，也映照他待人處世跳脫名利、不計得失，有如過往他問學、研究一樣，堅持去偽存真、實事求是的態度。

　　英哲曾言，從小立志要當作家，這本散文集的出版，應是他達成志向的第一步。理性澄明又感性細膩的他，觸摸史料時，埋首深入耙梳；轉身抬頭，是捻鬚沉吟、苦心推敲，或文思泉湧、振筆疾書的另一種婉約風情。

　　可預見的將來，看到英哲另一個作品的出版，也許是他的小說集，彷彿就呼之欲出了。我們拭目以待。